酷儿在跨性别研究中的位置在哪里？酷儿研究和跨性别研究的领域经由共享的历史、方法与对改变性别和性的局外人的处境的承诺连接。 酷儿主要与非规范欲望和性实践相关联，跨性别则主要与非规范性别认同和具身化相关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难以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与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研究、性研究都不同，酷儿研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质疑身份的稳定类别的批判性领域。跨性别研究也将自身定义为反对身份的，对两个性别系统被认为具有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 这些领域能否、又是在怎样的上下文里，可以被视为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未完的问题；然而，酷儿和跨性别在它们的行动主义承诺、它们的异议方法论和它们对性别和性常规的批判性质询和抵抗中有着连接。

从一开始，对各自分离的身份类别的挑战就是酷儿和跨性别研究的工作的核心。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酷儿以一个行动主义口号的形式浮现，力图在艾滋病危机面前抓住性和性别自由斗争的激进能量。 通过将恐同诽谤重新利用为一个运动、以及不久之后的一个研究领域的名字，酷儿行动者和学者指明了暴力和污名在性别和性局外人的经历中的重要意义。 酷儿，以及它奇怪、古怪、令人费解的配价，也意在表示超越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非规范性实践和性别认同。酷儿促进了边缘化和被排除的群体之间的联盟模式，并且在其最广阔的程度被想象为反对“规范性制度”的号角（Warner 1993: xxvi），准备要解决的是“语言、皮肤、移民和国家碎形的错综复杂性” (Sedgwick 1993: 9)。

跨性别也是在致力于挑战身份的规则的行动主义上下文中浮现的术语。如果可以将酷儿理解为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类别所暗示的性别和性的稳定化的拒绝，以及通往更宽阔的性非常规性光谱的开口，那么跨性别则是捕捉了不能被传统二元描述的性别具身化、实践和社群形态的术语。 尽管这个术语的确切根源存在争议，它作为一个拒绝对性别的规范化和医院观点的行动主义的、学术的、民间的术语，在过去数十年间扎稳了根，赞同更宽阔、更活动的解释。 在《跨性别历史》中，Susan Stryker (2008: 1) 将跨性别的概念定义为“从开头起就无意间跨越了社会施加的界限的运动”，这个定义捕捉到了这个术语关键的力量和弹性。跨性别在作为一个伞术语，能够唤出可以包括跨性者、异装者、T和P的光谱的同时，它也表示了对光谱模型所暗示的分类学框架反抗（就算它“超越”了它）。这样的重要冲动——对所有种类的性和性别身份的拒绝——可以被叫作性别酷儿，一个暗示了跨性别和酷儿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术语。

酷儿和跨性别研究不仅在它们共享的对性和性别规范的批评方面相连接，也在它们对规训和方法论规范的反抗方面相连接。米歇尔福柯的反规训思想对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福柯（1978）对性的现代制度的规训力量的描述影响了跨性别和酷儿研究的反规范、反身份政治。 另外，福柯的对历史的系谱学方法使得他能够思考在现代身份类别之外的性别和性——例如，在复杂的十九世纪人物Herculine Barbin (Barbin and Foucault 1980)的故事中。 这样的不稳定的、令人不确定的具身化、实践和认同的例子，不仅威胁了性和性别身份的各自分离的类别，也威胁了性别和性之间的区别本身。最后，福柯对知识面具化为科学客观性的意志的批评对酷儿和跨性别研究的方法论都至关重要。 由于那些有着非标准具身化和性实践的人不成比例地容易受到临床凝视，福柯（2003）对人类科学所作的批判历史使得两个研究领域都将酷儿和跨儿视为主体而非知识客体。这样的坚持指向它们对知识的政治、对基于思考和新批判框架的新方法的在世界中存有的新方法的思想的共同承诺。

除了历史的、方法论的、政治的重叠，酷儿和跨性别研究不总是同道的，而且随着这些领域年纪渐长，也不清楚何种程度上它们应该同道。 酷儿的反identitarian、反常规化和联盟的方面，在阐明和推动跨性别学术和政治中显然有用；实际上这一共通的对跨越学科和身份界限的承诺会使人难以在酷儿研究和跨性别研究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然而，虽然在对酷儿最宽泛的理解中酷儿能指示广泛的差异和社会排除，酷儿还常常因在实践中表意更为狭窄而受到批评。在Cathy J. Cohen关于酷儿政治中的排除的重要叙述，《朋克、T和福利皇后》中，她控诉酷儿是虚假的普遍概念，酷儿声称要处理所有边缘主体的处境，但事实上关注的是同性恋者的关切。 在一些酷儿学者中，我们也能看到相似的对酷儿的批评，这些酷儿学者提出酷儿研究没有充分关注跨性别者的物质条件，而只是把性别非常规用作酷儿的标志或寓言。

这样的有关酷儿的状况和包容的紧张关系，不是存在于在真空之中的，而是在令人忧虑的物质、专业和机制背景中的。尽管酷儿研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功之处，它仍旧是一场缺乏人手和资金的冒险。 尽管如此，这个领域相较跨性别研究还是更强势些，后者在教学中常常是酷儿研究或性别研究的附录。女性和性别研究课程和LGBT研究课程怎样才能最好地支持跨性别研究领域中的机构创始者，是现在的一个紧要问题。 把跨性别材料包括进课程中，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在促进了学生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回应了数量不少的学生的需求的同时，却可能阻止了跨性别研究的机构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给予身在跨性别研究领域中的学者，以及跨性别身份的学者在大学里的终身职位。

此外，除了酷儿和跨性别研究的知识形成中的重要重叠，它们之间在概念上的契合也不是天衣无缝的。酷儿已经被证实，在解释具身化时比起跨性别研究更乏用武之地。 跨性别研究为物质经验提供了解释，为位于中心的具身化的新形式和经验（在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跨性别研究和残障研究之间的重要连接）腾出了空间。 酷儿与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形成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它在文学理论和精神分析的发展方面。跨性别研究的领域同样受这一框架工作影响——特别是在例如Sandy Stone的《The Empire Strikes Back》(1991)等经典文本中——但跨性别研究倾向于在方法论上更包容多样。 酷儿研究继续抵抗社会科学方法论，偏好跨学科或文化研究的更人文主义的版本，而跨儿研究则和法律研究、跨国分析、医学历史、建筑和设计、民族志和政治经济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酷儿最好是被理解为一个与被标记为性别和性越轨者的社群有着历史连接的实质性术语，还是一个描述宽泛的非常规、政治批评和对身份的抵抗的更抽象理论的术语，答案还不清楚。 相似的模棱两可标记了跨性别，跨性别可以指向具身化或社群的特定模式，但也可以被理解为指向交错的、去自然化的身份类别的理论术语。 酷儿和跨性别都产生了关键的强大扰动，但现在或许需要通过意识到身份持续的力量来平衡它们。在词源学上，跨儿和酷儿都指向跨越，在这一意义力两个术语都同样能引出机动性与局限性。 鉴于越来越多的性别常规的、经济上和种族上占优势的、有配偶的大都会同性恋者进入了主流，这些领域现在或许需要将关注转移到在欲望、抱负或人生机遇中被画叉（cross）或遭遇挫折，这样意义上的跨越（cross）。 社会阶级、种族、地域、能力和性别表现，在决定权利、资源的获取和免于暴力的自由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跨性别者，跨性者，还有性别酷儿，不成比例地遭受着Amber Hollibaugh和Cherríe Moraga在1981年《酷儿攻击》中所写的事情。酷儿在为性别和性自由斗争的语境中的政治力量，如果有，就是来自于其传达正在进行的污名、暴力和排除的现实的能力。